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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遵守WTO的“贸易相关产权”协议,并取悦华盛顿,北京正在努力就此立法。但是法律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这种局面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2003年,美国的辉瑞制药集团欲阻止中国当地的12家实验室生产“伟哥”,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却拒绝对该药实施保护,借口是它既不是新药,也没有疗效。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该国的律师们为此推波助澜,他们说,在中国文化中,“仿非偷也”。于是,盗用商标、盗窃知识和技术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指责,也不被认为是犯罪。早在17世纪,西班牙牧师多明戈·纳瓦雷特就曾写到:“中国人极擅仿冒之技,凡欧洲百物,过目即可仿制也!”今天,中国并不打算固步不前,北京的领导人也不掩饰追求独立自主的意志,他们都认为,经济活动不应该停留于仿制,而是必须竭力进入第三阶段——创新的阶段。为达到这个目的,通过严肃的立法来反对制假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将需要很多时间。那一年,全世界惊奇地发现飞来了一只新的稀有大鸟——正在起飞中的经济大国日本。朝日帝国承受了二次大战失败的羞辱,它的国民在战后被很快动员起来,进行复仇——在经济方面的复仇。他们取得了成功,但最开始却是在隐密中悄悄进行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在世界经济增长的竞赛中已摘到了金牌(年增长率为8%~10%)。当年的东京奥运会成了首次展示日本新生工业经济的橱窗,其运作极为成功。然而,运动会还是有个缺陷:所有外国人都曾迷路,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道路没有标志牌,奥运场馆只有日语指向牌,当地居民也难以给外国人提供帮助,他们能讲的外语太有限了。这时,中国来到了基础产品市场,大力购买原材料、能源和农产品。中国的到来揭开了上述美景的面纱,它告诉我们,经济生活还不是纯粹虚拟的,它永远也不会变成那样。脑袋还永远需要手臂,我们社会的生产活动仍然广泛依赖于那些实实在在的原材料:人们必须到深深的矿井中挖掘煤炭,打井开采石油,耕种小麦。今天,从巴黎向柏林,或从纽约向上海传送声音或图像,已不再需要导线,可是运输锌、钢与大豆却仍然需要港口、公路和铁路。威澳门尼斯人注册送58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与别的国家不同,它很小的举动就能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很不稳定的影响,比那些先发展起来的国家要大得多。为了满足本国的需求,中国在世界的石油和粮食市场上频频派出密使,使这些市场不可避免地火爆起来。它的巨大需求是突然出现的不稳定的根源。在世界市场上,受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工业革命虽然加快了中国追赶最发达国家的速度,但是它的追赶所需花费的时间却比此前的先行者当年所用的时间要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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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要素是时机的独特性:中国的起飞赶上了网络和喷气式飞机的时代,环球旅行变得方便而便宜。工业化的先驱者们在19和20世纪开始冒险之旅时,它们周围的世界是相互分隔的,距离是贸易的严重障碍。此外,世界贸易还受到技术、规则或政策的诸多限制。这种情况到目前已经完全改变了。当中国敲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大门的时候,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已得到了极大扩展。这样的流动性主要是由新型的交通工具、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以及世贸组织(WTO)的推动带来的,中国也于2001年正式加入了该组织。“谁来养活中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也不是什么新问题。10年前的1995年,莱斯特·布朗——华盛顿全球政策研究会下属的一家智囊俱乐部的主席——就出版了一本同名著作《谁来养活中国?》。惊慌是无益的,在1960~1961年的“大跃进”之后,中央帝国出现了饥荒。在北京,伟大舵手的继任者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的改革就发端于解放农民,它使农业生产发生了戏剧性的起飞。从莱斯特·布朗发出呐喊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中国的农业生产是进步最快的,与越南一道并列前茅。不过,解决13亿张嘴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2004年4月,上海一家法院指控法国企业、拉科斯特制衣公司“非法抄袭”了其新加坡竞争对手——鳄鱼国际制衣公司——的产品。“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法国企业竭力抗辩,以图捍卫自己的权益。菲利普·拉科斯特辩称,自己的翻领运动衫上的鳄鱼商标是其祖父在1933年首次使用的,他当然要随时加以保护。这种翻领运动衫从1980年起在中国正式注册,法国人的制衣集团对当地市场的发展有很大的信心。人们怎么能相信,这家工厂会去剽窃一个1947年才成立的工厂的商标呢,又怎么可能侵犯到一个在1993年才注册的鳄鱼标志呢?威澳门尼斯人注册送58在中国,没有哪一餐饭能够离开大豆。中国人需要用大豆制成的豆腐、酱油或菜油。即使对这些最基本的食品,中国也开始接受依赖于外部世界。这是个怎样的世界呢?它的头号供应商是美国,如今,卖方又面临好几个拉美国家的竞争,尤其是阿根廷和巴西,大批农民竟相为北京供货。一句话,向外国购买的食品种类已经涵盖了中国消费品种的60%以上。

曾几何时,差不多是在全世界,矿厂纷纷倒闭,矿业集团追求重组,年轻人也都不愿再干矿工。当然,矿业并不是唯一坠入危机深渊的。一些昔日风光无限的基础产业似乎都在同一时间遭遇了不幸,陷入不可救药的减产。这些产业包括农业、冶金、钢铁、造船、能源、运输等等,不一而足。至少在15年以来,在法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风光的产业只有因特网、信息或电信。煤炭、石油、钢铁乃至黄金,统统都结束了。他们当年的风光让位给了股票交易系统、字节和像素。新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将世界带入了一个新纪元,人们嘴上挂着的词汇是知识社会、非物质经济,对于真实和具体经济的依赖少多了。沿海各省以及港口地区的经济持续红火,众多的西方品牌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从麦当劳到家乐福,从大众汽车到宝马汽车等),这些都证明,在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后,对外贸易有了爆炸性的增长。从1978年开始,对外出口额的年增长率是17%!差不多是年GDP增长率的两倍,要知道,中国的GDP增长率本身已经是出奇的高了。过去25年中,出口成了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也使中国的进口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递增。1978年,中国还处在自给自足中:出口很少,进口也很少。25年之后,它完全成了开放的经济体:产品遍及世界各地,本国的商店里也充满了各种外国产品。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出口额只占其GDP的2.5%,现在则是22%!中国粮食生产的起伏没少让领导人揪心。从1998年创纪录的51,200万吨以后,全国的小麦、水稻和玉米产量就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一些农民为灌溉问题所困扰,另一些则更愿意生产水果和蔬菜,因为这些产品往往更赚钱。总的来说,北京正越来越倚重世界市场的供应。中国很快将会每年购进3,000~5,000万吨粮食:小麦、水稻、玉米和菜籽油。从长远来看,中国终究会成为农业净进口国,这一趋势会日益明显。对于那些发达国家的农民来说,很久以来,他们一直受到别人的抱怨,指责他们的劳动只会让粮仓过度膨胀,只知道申请政府的补贴。中国的需求将给他们带来机会。相反,派几个农民去开垦哈萨克斯坦的富余农田,则肯定于事无补,中国依然需要进口粮食。在这种背景下,北京逐渐公开放弃毛泽东时代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雄心,就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情了。从前,中国依靠充足的劳动力,自行供给了所需食物的95%。今天,人们的目标是要通过本国的生产满足其需要的90%。事实上,在世界食品经济中,中国的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它选择了融入国际经济,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做交易——买进自己不出产的物品;卖出本国的“特产”。

可是在中央帝国,这个美好的模式却要冒失败的风险,至少进展的速度要慢得多。当然,今天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已出现了强大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但是就全国而言,这样的压力还很弱。在至少十年以来,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却基本没动,而且在最近几年也不大可能提高。从卡尔·马克思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里,人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首先,他提出了“后备军”的概念,也就是这里的劳动力。这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北京领导人的伟大理论家在《资本论》里解释说,资本家会想尽办法维持一个失业者的“后备军”,这些大军急需为自己寻找生路,于是就会成为资本家们残酷压迫工人的筹码。由于无业人群的存在,资本家便能够把一些恶劣的劳动条件强加给员工(如低工资、无休止的工作时间、过快的工作节奏和极低的社会保障等),并有效地阻止预期利润率的下降。今天的中国,是否会成为马克思眼中那些资本家的天堂呢?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的到来影响了原材料价格,也因此改变了市场交易的方式。原材料的卖主大赚其钱,而买主则饱受痛苦,一些出口国喜出望外,而进口国则要勒紧裤腰带。某些行业将从中受益,巨额投资将注入基础产业;另一些产业则将缺少资金,特别是加工业。在发达国家,加工业不仅要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之苦,而且将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国的劳动力众多,受过良好培训而且工资低廉,这将是富国面临的另外一种交易方式的改变。圣诞夜之前的2004年是法国官方宣布的中国文化年,它早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央帝国”(汉语里面中国一词的本意)的烙印。政府设计了许多庆祝活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裹上了红装,让·米歇尔·雅尔在北京的紫禁城举办了音乐会。与此同时,更多的事件让法国人明白,一个新的强国正在闯入(更确切地说是回归)工业大国的音乐盛典中。宇航员进入太空,使中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太空俱乐部成员;雅典奥运会上的金牌大丰收,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体育大国的崛起;巴黎马堤翁大街上展出的中国画家的作品,充分揭示了中国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影响力;最后,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事业部被来自广东的TCL公司所收购,这些交易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于今年2月在巴黎出版,适逢中法文化年活动高潮,又赶在法国就欧盟宪法举行全民公决前夕,该书讨论的话题均十分敏感,迅速热销。

“提出‘两强’的说法还为时过早。就是说,如果想建立中美之间的特殊伙伴关系,以此来左右世界,时机还远未成熟。但是,有这种想法的领导人如果认为,有必要在某一天把它说出来,那也并非无稽之谈。”发表这个论点的人是杰夫里·加登先生,他是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国际事务顾问,目前担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这是一所全美最著名的商学院。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商界,他都是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这一论点在美国上层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明日的世界经济将围绕两强来组织,那就是美国和中国。美国依旧占据着广泛的统治地位,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告诉其新的合作伙伴及未来的竞争对手应当跳什么舞,以这种方式来规定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历史昭示人们,世界经济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共和,最终总是一个帝国赶走另外一个。美国人对此并未忘记。东京惶恐不安:公共废弃仓里的废旧纸张不翼而飞,被人拿走卖钱去了。在日本首都的好多街区里,人们都习惯于在月底的几天把废纸集中起来,再卖给硬纸板厂。但是今天,在那些造纸厂开始自己的收购之前,早已有不法商人抢先动手,他们给自己偷去的废纸找到了新的大买主——中国。从2002年到2004年,东京每公斤废纸的价格在两年内上涨了15倍。日本的大商场、农产品加工厂以及制鞋公司已经开始担心,很快将支付不起产品的包装费用了。威澳门尼斯人注册送58此时,中国来到世界原材料市场,给这种倾向猛击一掌。它提醒世界,人类不会只生活在金融交易、电影、视频游戏和电话之中。他还需要耕耘土地,需要住房、运输工具和许多其他东西。在交易所里,中国已经使许多“恐龙”复活,也就是那些“老式经济”的代表性企业。正当那些网络羚羊们一个个跑得气喘吁吁,有的甚至累倒在地的时候,真实经济中的传统公司却重新焕发了青春(如石油、铁矿石、冶金、造船和运输等产业集团)。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变革信号,“基础产业”正在经济界起死回生。中央帝国提醒我们,和人类本身并无二致,经济生活永远不可能是纯粹抽象的。黄金并非如人们所称的俗物,另外一些金子也不是太多了,如绿金(农业)、黑金(石油)、蓝金(水)和白金(铂)等。不管那是什么颜色的金子,“老式经济”正重获新生,基础产业的回报重新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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